2013年5月3日，我与姜成岗兄姜成德，原三队干部夏英一同前往南京，探望正与疾病抗争的“牌友”姜成岗。他是我的邻村后东岗人，生于1952年，小我5岁，以前听说他聪明能干、人不错，但从未在一起工作过，不甚了解。本世纪初，我搬进新居，与他近在咫尺，常在一起玩“三打一”，久而久之熟了，知道他体质较弱，性格稳健，处事谨慎，打牌时不轻易 “出枪”，我戏说他是阎锡山，保存实力，名叫“成岗”，实则不刚，他听后一笑了之。对他的身世经历了解不多，但对他的兄长成德（小名“大毛”）了解多一些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九队（前、后东岗二村组成）任书记，他是副业组饲养员，猪养得好，人勤快，农忙支农时能吃苦耐劳，也知道他父亲是“反革命”，死于监中。我在场部工作时分管政法，他是治保主任。后来，我养河蟹，他养鱼，接触更多了，知道他个性刚烈，敢于仗义执言，爱打抱不平，人正派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有空下去，常在他渔塘埂上的小房子里聊天、打牌，相处投机，说话从无顾忌，常常开怀大笑。

四月下旬的一天，成岗来电话说，他想写点东西，要我设法将3队、9队的村史以及我写的“前东岗村史简略”、“家史轶事”等资料设法给他参考，我收集后用特快寄给了他，并对他说近期练湖几个“牌友”可能赴宁探望他。他再三表示感谢，并嘱我届时再带几本他需要的书去。

成岗在医院结束新一轮化疗，住在南京报业集团工作的女儿家中。那天见面时，他非常高兴，连声道谢，精神状态很好。谈到他的病，非常平静，坦然处之，他说：“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，也做好了随时启程的准备。”我们劝说，不要过于灰心，虽是难治之病，但你是坚强的人，在你身上会出现奇迹的，社会上被医生判为不治的人，很多闯过了生死关，健康地活了下来，我们希望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。他笑着说：“向最好处努力和最坏的大算，二者都要准备，但愿奇迹能够发生。”接着他叹了一口气，对我说：“老冷，过去我们接触不多，您不太了解我，我一生坎坷，命运多舛，人间不少苦难我都尝过，今天，说给你听听。”

我祖籍江苏省淮阴县渔沟镇，父亲姜振华、人聪明，有文化，在村上是个才子，母亲盛怀平，是一方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，她心灵手巧，尤其针线活，做得特别精致，在闺友中颇有名气，他们的结合，可算是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。

父亲是个文化人，也颇有能力，早期参加革命，新四军北撤时，祖父要他留下来照顾家小执意不让他走。国民党占领苏北后，他担任过伪乡长等职，期间，有几起革命烈士被害和曾经的革命者反省事件与他有关，罪责难逃。苏北解放前夕，为逃避党和政府的追究，他带着家人逃往台湾，解放军封锁了厦门，汕头，上海等沿海一带，没有成行，他隐姓埋名，在练湖的难民营，后东岗村和张官渡村的交界处——“小山湖”住了下来。土改时，作为贫雇农，在后东岗村上分了房子、土地。父亲不善务农，做些小生意，补贴家用。母亲务农，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。

1957年整风时向干部提意见，父亲断文识字，将人们的意见书面归纳整理，很有条理，引起关注和怀疑。组织上外调，查清了他的身份，认为他有血债，应判死刑，被害人家属证明不是父亲亲为，后改为无期，服刑于江苏省第二监狱。

父亲入监后，我家成了“反革命”家属，当时我哥12岁，姐9岁，我6岁，弟弟仅2岁，父亲走后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，村上天天派民兵赶我们回苏北，可是母亲身无分文，怎能带四个幼小儿女去远隔数百里，还要穿越长江的苏北老家呢？为了迫使我家离开，村上断了口粮供应，一家五口人只能靠树皮、树叶、野菜，观音土度日。在那个年代，谁敢为反革命家属说情，帮助我们呢？母亲走投无路，选择自尽。她爬到板凳上，在低矮的房梁上系好绳子，将头伸进绳套准备结束生命。已懂事的哥哥，姐姐拼命抱住母亲的腿，死活不肯，乞求妈妈不要丢下他们。妈妈无奈地下了板凳，看着四个儿女，想想没有指望的来日，不如先掐死四个小孩，再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免得牵挂。然而，善良的母亲，又怎能下得了手呢，最终五人抱成一团，准备饿死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好心的邻居（其中有共产党员韦翠娥，工人的妻子朱秀娣），发现我家几天没有动静，不知何故，出于好奇，从我家门缝中向内望去，看见五口人倒在地上，他们破门而入，端来米粥，救了全家五条人命，当时，弟弟已不省人事，硬是撬开牙齿，灌进米汤救了过来。事后，韦翠娥等向场部下基层检查工作的领导反应了情况，在场部干预下，村上恢复了我家的口粮供应，生活维持了下来。他们的救命之恩，我铭记一生，没齿难忘。

口粮供应了，但生活非常艰难，一家五人，靠母亲一人维持，艰辛无法想象。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工作，下班后照顾家小， 4个儿女入睡后，在煤油灯下为他人缝补衣服，换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。她善良的人缘，精湛的手艺得到了村人的同情，经常在深更半夜偷偷地将破旧衣物，可以充饥的食物放在我家后门，接济我家。这些冒着被批斗风险帮助我家的恩人们，我一想起他们就会泪湿衣襟，感激不已。母亲长期繁重的劳动，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身体十分虚弱，工作时经常昏死在田间地头，同事们将她担了回来，后来动了大手术，成了终身残疾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生产队照顾在托儿所带孩子，她的爱心和敬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称赞。

家庭的贫穷使我先天不足，个子矮小，体弱多病。9岁上学报名时，身上一丝不挂，裸体去的。正式上课了，母亲用她的巧手将家中旧衣服改成我的衣裤穿着进了学校。读书后我很懂事，成绩也优秀，4年级后，老师因事外出常要我代课，当小老师。非常喜欢我。他们同情我家的困难，以各种方式给予关爱和帮助。小学快毕业时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学校中的造**派，准备批斗几位老师，在寻找理由，问我姜元治老师好不好？我这个天真幼稚的孩子，如实讲了！好在哪里？我说，我缴2元书学费时他没有收，让我将钱还给母亲以补家用。因此，批斗姜他时挂的牌子上，写上了“包庇反革命子女姜成岗”的罪状。赵霞珍老师遭批斗，也因为我讲了她将儿子不能穿的旧皮鞋给我而引起的，她被打断了肋骨，后来娄经折磨后，患上了精神病。

小学读完，在研究我升学时，学校发生了争论，大部分老师认为，根据党的有成分论，不唯成分论，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，成刚成绩好，表现不错，应该升学，但有老师认为学校“不能为反革命培养后代”，最终未能升了中学，中断了我的学业。

我工作后，将我的老师视为父母，敬重他们，想方设法给予报答。住在城里的姜元治老师，房屋拆迁，不知搬至何处，我花了很长时间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他。我清晰的记得，初次见面时我与他长时间相拥而泣，不能自制的情景。

哥哥的学习成绩也不错，但因家境极贫，12岁辍学，在生产队放牛、放猪，老师多次与生产队交涉要其入学，因而家中实在无力供读，他多次辍学，多次返校，勉强完成了小学学业。姐姐更是一天学也没能上，十多岁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作，本该读书的年龄，却在田间度过。我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入中学，在本队参加了农业劳动。

我17岁时，个子矮小，身体单薄，体重还不足80斤，但为了分担家庭的困苦，1969年9月15日，我到三队工作，离开了母亲和兄弟，离开了一贫如洗的家。三队田多人少，工作强度很大，是全场有名的艰苦单位，我的体质根本不适应重体力劳动。我自尊心强，，不甘落后，用毅力和意志顽强的坚持着超负荷的工作，严重透支了我的健康。我每月口粮43斤，日均1.4斤，每月省4斤口粮给母亲，而当时的我正长身体，一顿能吃8两—1斤。每顿是3分钱蔬菜，1分钱汤，省下菜金、口粮，给贫困的家中以补贴

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我青年时期，无力添置衣服，只能将母亲冬天的黑色粗布棉袄外套拆下来，当作春装穿着。夏日宁可毒日烤晒，也舍不得穿。稻田作业光着上身工作，宁可被稻叶割伤皮肤，也不愿损坏衣裳，上班时常常将衣服脱下来，在水沟里搓洗干净，晾晒在稻叶或树枝上，下班时穿上。

我怕重体力劳动，可手工活，尤其带有技术性的工种上，做得得心应手。我脑子活，手脚快，有比较优势。1969年秋收后的一天，组长派我田间放样农机开沟，同去的有本地的青壮年，也有常州知青，到了地头他们不敢下手，这么长的田，样怎么放？我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三点成一线嘛。”他们看着最矮，最小，最年幼的我说：“你这个小赤佬，头老，你有本事，你来！”我说：“我来就我来。”于是，我担任放样指挥，很快完成了放样工作。因此在队里有了名气。

有时，田中的样放得不好，队领导批评组长：“为什么不叫成岗”。在队里我还开创了稻田挖烤田沟一人放样的先河，千米长的稻田，我一个人放的沟样笔直，工友非常惊讶。农闲组里编箩筐，定额每人每天3只，我一天最多编了12只，而且质量一流，我还学会许多竹器的编织手艺。一年的夏天，我用柳条编了一只花篮，里面放满了盛开紫花的水葫芦，吊在二楼集体宿舍的梁下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非常漂亮，楼下看电影的干部职工知道了，争着上楼看稀奇，我在他们的赞扬声中得到了人生的满足。

我种过蘑菇，养过绿萍，搞过植保，也当过“营长”（放鸭子），但不管做什么，都尽心尽力，努力做到最好，得到了大家的好评，工友们都喜欢我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，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我们这些人摆脱了政治束缚，可以同正常人一样生活、工作了。1978年，组织上安排我担任食堂会计（一年后任司务长）。场部的一个老会计关切地问我什么文化？我说，小学毕业。他说：“小鬼，你胆子不小，这点文化就想吃这碗饭，太不自量力了，你可知道这个工作难度多大？风险多大？多少有文化、有能力的人在这个岗位上倒了下去，（食堂会计集主办和出纳于一身，掌控着现金、粮票、饭票、菜票、油票等有价证券和计划等）你要当心啊。”上任后，我刻苦钻研，很快适应并胜任了工作。在我负责食堂工作期间，管理和经营上都有起色，在农场的众多食堂中名列前茅，场部还在我这里召开了食堂工作现场会，推介了我们的经验。工作期间，我除做好管理外，还刻苦钻研烹饪知识，技术日进，实现了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，我可以单独操办20桌规模的酒宴，场部领导招待省厅干部，还请我去掌勺呢？

1983年初，我主持筹建农场食品厂，当时条件非常艰苦，从6只黄泥缸（每只8.5元）起家，以“南通脆饼”产品为起点，开始艰难的创业，我全身心投入，超负荷工作，从外地聘请高级技师，送工人出去培训等方式发展生产，由单一产品向多品种、中高档品种延伸，生产过程也逐步实现机电化。1987年起年年评为丹阳市文明单位，多次成为练湖农场的先进企业。将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建成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业。南京市的副食品商场和周边城市商场货架上都有我的产品。我的人生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，因工作优秀，组织培养，1987年9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像我这样背景的人，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有可能。然而，食品厂产品技术含量低，附加值不高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同私有企业竞争处于劣势，终于在1990年停办了。

眼睁睁看着我倾注心血，付出努力，一手创办的企业关闭，心里五味杂陈，百感交接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食品厂这个小型国有企业凭我一人是无力回天的。我找到有关领导，希望工作安排时，能到其他企业担任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，在政策允许下，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。领导说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有那个单位接收你干这个呢？办理调动手续时，我有二张介绍信，一张是组织关系，一张是人事关系，分别在两个单位，我问为什么？领导说，组织关系工作单位不愿接收，不好安排，只能如此。我的人格受到了歧视，非常气愤。到新单位后办了停薪留职，忿然下海。没有多久，场部还是这个领导找我说，省农林厅和农场党委在中苏边境黑河似办一个边贸公司，要我去负责，飞机票已定好，不日启程，我一口拒绝了，反唇相讥，到一个单位当业务员都不称职，我能担此重任吗？

不久我在丹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租房办了丝网印刷厂，由于质量好，服务一流，很快抢占了市场，当年就获得了可观的效益。后来，这个厂成为市政协的三产，发展很快，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主管单位的肯定。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舒心、最顺利、最成功的时段，充分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。

因为父亲原因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我家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。文化大革命中，父亲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盛极一时，哥哥因此被批斗，毒打，挂着牌子游街，说他为反革命父亲翻案，颠覆共产党天下，批斗会上屁股都打烂了，我捏紧拳头要冲上去论理，然而，我一个孩子，能有多少用？只好泪水往肚里咽。批斗会后哥哥回到家中，抱着母亲嚎啕大哭，释放着心中的痛苦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村上有人同母亲说，有人能救哥哥，可以网开一面，条件是要母亲将女儿嫁给他智商较低的弟弟。母亲和姐姐听后断然拒绝，她们绝望地用头撞墙。后来哥哥的批斗在升级，他们往死里整。母亲无奈，痛苦地同姐姐商量：你就嫁过去吧，可以救二条人命（哥哥及母亲）呢，姐姐无法可想，答应了这门婚事，为家庭做出了牺牲。

哥哥的婚姻也颇多磨难，谁肯嫁给反革命的儿子呢！最终同舅家的女儿结了婚组成了家庭，近亲结婚，还好后代未留下影响。

弟弟姜成强，1977年刚满21岁，在六队工作，由于工作出色，已担任作业组长，加入了共青团，我们这种家庭的人，入团、当骨干，必须有突出的表现，否则是不可能的。那年冬天，同宿舍的人少了5元钱，怀疑是弟弟所为，因他出身不好。作为第一怀疑对象，审查理所当然，他因此失去了自由。特大暴雪之日失踪了，三十三天后，尸体在京杭大运河张官渡段浮了上来，满身都是青苔，头上也有伤痕。他的死，是他杀还是自杀不明不白。因是非正常死亡，火葬场不肯火化，怕失去证据，公安局责令强行火化。为此，我心中不平一直上诉，要讨说法。我找到镇江地区公安局负责刑事侦破的一位领导，反映了情况，他听后感觉有问题。几天后电话通知我，隔日他带队进驻练湖了解情况，告诉我不要外出提供配合。然而，几天后情况变了，他向我解释说，组织上同他谈了，丹阳县公安局和农场党委已经处理了，给我母亲生活费，我的工作重新安排，姐姐从6队调至9队，照顾母亲生活，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20年后，我在镇江偶遇已经离休的这位干部，他一眼认出了我，对我说，我有两句话劝劝你，一是向前看，二是刘少奇是怎么死的？这样你就能想通了。

我的第一次婚姻，也因为父亲的问题，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讲完他的人生经历，他沉默良久，内心凄然，心中的伤痛可想而知。后来他抬起头，面露微笑，淡然地说：“我虽然出生卑微，但崇尚公平正义，虽然文化不高，但我崇尚知识，虽然体质羸弱，但我崇尚尽力和奉献。我在逆境下生活了61年，体现了生命的顽强，这次又生了白血病，权当是人生的又一次磨练。”

 “我的一生，和许多出生不好的人一样，受到不公平待遇，是当时特定的时代形成的，不怨那个人，那一级组织。但给我及全家理解，同情，资助的人，常怀感激之情，我现在已无力回报了，这是一个遗憾，对我误解，甚至伤害的人，我心坦然早已释怀。但愿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的发展，人们更宽容，和谐，健康的生活，尽情享受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。

成刚富裕的时候从不奢侈，保持简朴的生活，不忘一同受苦的亲友，尽力给以资助，为他们解决困难，使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

他对后事做了详细的安排，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国家科验部门用作研究，把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贡献给国家的医学事业，捐赠手续已经办好，等到那一天到来时，安然成行。这个境界是高尚的，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个？

我们告别的时候，给他慰问金，他坚决不收，一一拒绝，还嘱其兄长抢付我们旅费，他把钱看的很淡，这种人生观令我起敬。

我自幼失母，跟祖母长大，缺吃少穿，自以为是苦命的孩子，听了成岗的讲述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他比我更苦，不仅幼时、成人后还多次遭遇不幸，退休后得此重症，一生坎坷，我感叹不已，不禁责问苍天，你何其不公，将这么多的不幸降在他一人身上！公理何在！

人同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，有耀眼的时候，也有暗淡的时刻，当然还会陨落，都是来自自然，也一定回归自然，万物如此，概莫能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