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去春来，在2011年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效琳离我们而去。他走得是那么突然，那么出人意料，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痛惜和思念。   效琳青年时代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，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新四军。经过革命大熔炉的锤炼，为他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参军不久，他就从事报纸编辑工作。行军、打仗，还要天天出战报，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。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新闻和写作事业，无论在何种工作条件下，他都不怕苦，工作细致、办事认真，都在为他的事业不定地忙碌着。   效琳对工作要求极高，精益求精，但在生活上却是低标准，十分简朴。衣、帽、鞋、袜，别人给他买什么就穿什么；饮食上也是别人烧什么，他就吃什么，从不挑剔。他严于律己，善待他人，从不在人后，议论别人的是非。在文革中他受冲击，遭委屈，回到家里却什么也不说，他不愿增添家人的精神负担。历经十年，恢复工作后，有的同志为他打抱不平，认为在有些事情上他遭受了不公，应予以澄清，还事情的本来面目，而他担心伤害到具体同志而婉言谢绝，他说：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，并不存在个人恩怨。他的大度和宽容纵贯他的一生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都说：张效琳真是个好人。这个朴实的评价，正是对他为人处世的写照。   效琳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但他真诚善良，对家庭表现了无私的真情。他先是支持我加入抗美援朝入朝部队，后又同意我专业去哈尔滨学习（当时他在南京工作），等我毕业，碾转哈尔滨、北京、上海，最后回到南京时，他已是33岁的“大龄未婚青年”了，同志们都说我们经历了一场“持久战”。   有了子女、孙辈以后，他更是十分喜爱，精心照顾，循循善诱，他的慈爱和言传身教伴随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。   在他离休以后，他的时间依然非常宝贵，电视基本上只看新闻，对明星、歌星他一无所知。他书桌上有一台历，一日一页，每页上都记着他每天要办的事情。事情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，但没有一天是空白的。不怪小外孙说：“公公（外公）太辛苦了，上帝要召他回去休息了”。   我是个急性子，有时会急躁，发脾气，而他却是不温不火，和风细雨，所以在我们相知相伴六十年中，从未吵过架，这全得益于他的好脾气。遗憾的是这个慢性子的人，最后却走得如此匆忙，让健在的人难以接受。。。。。   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兆翔 于2013年清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