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时，我们敬爱的父亲在与疾病顽强地搏斗了近八年时间后，与世长辞，享年八十五岁。我们深感悲痛。 父亲生于一九二六年六月，上海市人。从小家里就很贫穷。十岁失去父亲，十三岁时由于家境所迫，进工厂当学徒工，小小年纪，就承受起生活的重担。二十二岁那年由于失业，父亲手提一只破皮箱，只身闯荡南京谋生。在原南京农业机械公司（即解放后的南京机床厂），父亲从一个普通的学徒工、技工做起，虽然文化底子薄，但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以及娴熟的技术功底，受到多方的关注。解放初期就曾作为护厂积极分子、重点培养对象、被选为代表，参加了南京市第一届工人诉苦大会，并受到当时南京市军管会刘伯承、宋任穷等领导的亲切接见。对于这段经历，父亲在我们面前谈起总是津津乐道，一直引以自豪。 在组织的培养下，经过两年多的党校学习，父亲就一直担任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工作，并被评定为工人技师，直至退休。 父亲的一生，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之所以说他平凡；在他一生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对工作、对生活、对家人，对朋友同事，最凡人的日常琐事。之所以说他伟大；在于它对这些日常琐事所充分体现出来的那种最朴实、最阳光的精神上。如人们常说的：平凡中见伟大，小事上见精神。 据父亲回忆，刚解放时，机床厂被解放军接管，一些人由于受形势变化，以及谣传的影响，心有顾忌，停工观望。工厂急需复工、稳定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父亲当时就明确表态，我们工人就是要干活的。并积极复工，他的言行，受到了当时军代表的充分肯定和赞扬。这也充分体现了父亲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的政治立场。 在工作上的执着和追求，是父亲一生中的一大特点。父亲从学徒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从事的是翻沙铸造工，这个工作又苦又累，但父亲从不嫌弃，在这个领域他辛勤的耕耘着。他喜欢自己动手，喜欢小改小革，即便当了车间领导也是如此。在一些技术难关面前，他善于开动脑筋，想办法，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。 作为基层技术干部，由于他的认真和执着，和同行同事较过劲，也和领导顶过真，但最终还是以他娴熟的技术和认真工作的劲头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认可。 以后他还做过供销科长、机关支部书记、协理员等职，他的做人原则是：干供销不贪不腐、艰苦朴素；做支部书记，和职工打成一片，不搞任人唯亲；当协理员，以身作则，不谋求别人照顾。正是这些日益积累的优秀品质，成就了父亲的事业，常引起父亲的骄傲，也深深地教育着我们。 在亲人、同事、邻里人的眼中，父亲也是一位顾家知理，乐于助人，心胸宽广的好人。 记得小时候，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多，母亲没有工作，仅靠父亲那几十元工资生活，日趋紧张。由于当时父亲做供销工作，经常出差在外，为了省些费用，他常自带干粮、炒面，就着开水，对付一顿饭，交通工具也捡最简便、最便宜的，从而省下差旅费以补贴家用。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由于粮食实行定量配合，面对少的可怜的一点食物和正在长身体的我们一群孩子，父亲就省下当时配发干部吃的“营养团”，给我们增加营养，而他自己则得了严重的“浮肿病”。每当父母提起这段往事时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股暖暖的父爱。 父亲有着一个宽广的胸怀，遇事他能正确的对待组织，正确的对待自己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南京刚解放不久，父亲的工资就已达84元之多，这在当时已算高工资收入，为此，以后工厂每次调资，都没有他的份。对于组织的决定，父亲选择的是服从。他曾经对我们说，当时他的工资确实很高，应当让那些低收入的工人加工资。父亲的谦让就是这么大度，想法就是这么朴实、这么简单。殊不知，塌下这几次关键调资机会，父亲的工资再也没有怎么动过，直到一九八三年退休。 面对现实，父亲也有过懊恼，但是对于当时组织的决定，父亲认为服从还是应该的。他常对我们说：“退休工资虽然少点，但是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，一个人知足常乐。”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 父亲是个热心人，乐于助人，这在大家眼里是“公认”的。退休后，除管好自家外，邻里有个难事，找他帮忙，都能主动热心相助，决不推诿。记得住在玄武门平房大杂院时，时间久了，屋顶有落叶堆积，堵塞下水道，每当这时，父亲都会不顾年龄大，自告奋勇，架梯上屋顶，清扫落叶，保证了屋顶清洁和下水道的通畅。当我们知道了此事，纷纷提出爬高上下危险时，他却安慰我们，不要紧。我知道屋顶哪里能踩，不会出事，搞清爽了，邻里大家都安心。 热心公益，也是父亲晚年生活的一大乐事。退休了在家没有事时，他特别关注国内外大事。哪些地方出现重大事件，他记得十分清楚，经常跟我们唠叨。特别是汶川地震发生后，他已重疾在身，虽然行动受限，当他得知募捐号召时，还是坚持依着拐椅到社区，亲手捐了一百元人民币，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。见到此景，社区同志深有感触的对我们家属说：“薛老真不简单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老党员的典范。” 父亲在世时，他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热爱。退休前，他把这种情感全身心的投入在工作之中，家里的事，全由母亲一手操劳。退休后，他把这种情感又全部倾注在对老伴、对子女、对亲朋好友的关心照顾上。他常感慨地对我们说：“解放前，为谋生路，一无所有，只身一人闯荡南京，并得到众多亲朋好友照顾。如今，我在南京有了四代一大家人，子女各有发展，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，我知足了。”对于那些曾经关心、帮助过他的亲朋好友们，始终怀有感激之情，不忘报答之恩。 父亲对生命和运动充满无限挑战的精神，也是我们常感动和敬慕的。 那是在他已七十多岁高龄时，一次竟自带干粮，独自一人骑自行车，长途跋涉近三百公里，跑了南京至高淳一个来回，事后，当母亲告诉我们这件事时，我们深感惊讶，这时父亲却乐呵呵的说道：“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一次锻炼，以后条件许可，我还要骑自行车去外地，看望看望老朋友们。”父亲这么大年纪了，还秀了一把“阳光”，对于他的这种执着，我们只剩下了感叹！ 父亲生前，得过多种重疾：黄疸性肝炎、急性胰腺炎等，但在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面前，和亲人的照顾下，一一化解，完全康愈，这跟他顽强的抗病能力有很大关系。对于这些重疾，父亲除了积极配合医院治疗外，也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毅力做了有效的抗争。 但是，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要画休止符的。 二零零三年，父亲不幸患了胃癌，经开刀、化疗后，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身体极度虚弱。面对残酷的现实，父亲不气馁，不退缩，一边配合医院治疗，一边采取自己的方式，食用糯米饭、鸡蛋炒饭、粽子，喝啤酒等这些看似对胃疾患者不宜的食物来抑止反流呕吐，竟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同时，坚持适量运动，家中大小事物，他都坚持自己做，不让母亲帮忙，即便身体不适，他都坚持拿一把拐椅，外出活动，累了，吐了，在拐椅上休息一下，再慢慢走回来。见此情形，我们都不放心，劝他不要再走远路，父亲总是固执地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能行，多走走活动活动，对病有好处。” 就这样，父亲以他顽强的毅力和信心，与凶险的病魔抗争了七年多时间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但最终因胃液反流日渐严重，损伤了整个消化系统，加之上了年纪，器官老化，导致心肺功能极度衰竭，父亲还是与世长辞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 在这悲痛时刻，我们为父亲饱受七年多时间的病魔折磨而流泪叹息；同时也为父亲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七年多时间而感到骄傲。 父亲在他去世前的一年时间里，愈感到自己生命即将消逝，他最关心两件事：一是处理好自己的后事、二是缴清最后的党费。 生前，他多次提到遗体捐献的问题，曾表示：这种方法好，能响应国家号召，身后遗体无偿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，进行研究以造福后人，尽自己最后一点贡献。同时能简化很多手续，减轻家人负担，移风易俗，这不是很好吗？！以后我就选择这种方式。正是本着这个坚定的想法，父亲冲破世俗，说服家人，力排众异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毅然电请市红十字会及有关方面同志，为其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。拿着红彤彤的捐献证书时，父亲如释重负，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坦然的微笑，他只说了四个字：“我安心了。” 当病情再度恶化，父亲也无力多说话时，他还用那含糊不清、断断续续的语音，加上手势，叮嘱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帮他交清最后的党费……。敬爱的父亲，你已经忠实地履行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普通党员应尽的义务，在我们心中竖起了一块永不凋落的丰碑。 我们敬爱的父亲，他走了，走的如此坚定、安详、“洒脱”，他的最后遗言是（原话）：“我的胃癌开刀已有六年了，但有后以（遗）症，吐了6年，大约平均二三（天）吐一次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吐了怎（这）么长时间，请您们（医疗机构）科研人员找出原因，为后人造福。病人 薛根林”。读着遗言，我们唏嘘不止，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想到的还是他人，为后人造福。什么是崇高的精神境界，这就是崇高的精神境界，这就是平凡中的伟大。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父亲在他晚年时，经常意味深长的对我们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，没有犯过错误，没有给子女们丢脸。”是的，父亲用一个老党员、老工人的标准，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形象、一个热情助人的好人风貌，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深眷念。 父亲累了，他太累了，“春蚕到老丝方尽”他正如春蚕一样吐尽了最后一根丝，他需要静静地安息了。我们再这里为父亲祈祷，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宁。 我们要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树立尊老爱幼，乐于助人的好风尚，照顾好母亲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为创建和谐家庭而尽力。 敬爱的父亲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薛光远 写于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