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终身的医生 谢学娅   妈妈是个医生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她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。她经常不在家，而且身上总有股难闻的气味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医院消毒水的气味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妈妈没有给我梳过小辫，没有带我去过公园，没有替我织过毛衣……而我，也不知道在妈妈怀中撒娇是什么滋味。 我四岁时，妈妈从部队复员，去北方的一所医科大学上学，当时她已三十多岁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妈妈学习得很辛苦，寒暑假都很少回家，当她回到我们身边时，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。 妈妈热爱医生这一职业，把它看得很神圣。当时她在省人民医院任儿科大夫，为了抢救病人，她多次口对口吸出患儿呼吸道中的痰液，由于工作出色，《新华日报》整版报道了她的事迹。我为妈妈感到自豪，却无法与她亲近,长时间的分离使我们彼此感到陌生。 后来，爸爸从部队转业，妈妈随之调到职工医院工作。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整个国家变得狂躁不安，妈妈工作的医院也失去了往日的秩序，那些投医无门的人只好抱着孩子找上门来，我们家成了儿科门诊。妈妈不但在家里给孩子看病、煎药，而且上门给新出生的婴儿体检, 洗澡。她还把我们几个闲散在家的孩子动员到医院给手术室折纱布，搓棉球。我们都是些坐不住的家伙，尤其男孩子们，但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，劳动之后色素加糖精的冰水对我们的诱惑可想而知，我们干了整整一个夏天。 由于我外公是摘帽右派，妈妈本人解放前在私人医院做过护士，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。妈妈没有理会这些，照样每天去医院上班，什么活都干。一次在给病房消毒时，妈妈不慎敌敌畏中毒，生命垂危，抢救了两天，她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当我站在病床前，看着妈妈虚弱的样子,害怕极了，以为妈妈快要死了，象“老三篇”里以身殉职的白求恩大夫。妈妈出院后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身体稍稍复原，她又忙着去医院上班。 文革后期，在给一个病人护理、治疗时，妈妈不幸被传染上了麻疯病。当她得知检查结果时显得是那么的平静，她知道既然自己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，就得承担这一职业的辛苦和危险。我去地处偏远的医院探视她，看见她与那些容貌丑陋，肢体残缺的病人生活在一起时，我吓坏了，我不敢碰病房里的东西，连呼吸都变小心翼翼。妈妈看出了我的恐惧，安慰我说：“麻疯病并没有那么可怕,只要发现得早，是不难治愈的。” 但是，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无知而产生的歧视和偏见却是可怕的。当妈妈痊愈后，被告知不能再继续工作时，她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，对一个视医生职业为生命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死刑的宣判。妈妈一下苍老了许多，心情也越来越坏，在家里经常为一些小事大发脾气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。看着一个坚强、坦然、自信的人变得如此脆弱、慌乱，我感到吃惊、不解，甚至有些抱怨。后来，她不再提上班的事了, 但我们都明白，她心中的结并没有解开。 随着孙女的出生、长大，妈妈一点点地有了生气，她成了孙女的专用医生。在孙女的眼中奶奶是世界上最棒的儿科医生，她们对奶奶的信任，尤其在生病时对奶奶的那份依赖缓解了她心中的痛苦。 就在大孙女考大学的那年夏天，妈妈在干部体检中查出肺癌。厄运的突然降临，使我们不知所措，但妈妈却很快从最初的慌乱中镇静下来，她坦然地与医生们和家人讨论着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。然而，手术和化疗没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，不久她的语言发生了障碍，手也渐渐地握不住筷子。我们向她隐瞒了复查的结果，但医生的敏感和经验，使她猜了出来。医生多次建议妈妈住院治疗, 但她都拒绝了，她清楚地知道，那无济于事。她不愿在医院里度过她最后的日子，而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，自然地、顺乎规律地走向生命的终点。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《儿科医生》，妈妈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，神情专注地看着。是在回忆她曾是儿科医生的那段最美好日子，还是在总结她坎坎坷坷的一生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冥冥中，也许是上帝的安排，《儿科医生》对身患绝症儿科医生的探视，让病痛折磨的病人和她备受煎熬的亲人都得到了心灵的抚慰。 妈妈的病情在急剧恶化，胸部积水使她呼吸困难。一天，妈妈半靠在床上，烦躁地呻吟着。突然，她抬起手指着墙角含混地说：“小孩”，我知道那是弥留时的幻觉，于是俯下身，轻声地问“怎么了”，“看病”，她吃力地说着，窝起头想要坐起来。我先是感到不解，但很快意识到什么，我说：“你给他？”妈妈点了点头。没想到那个使她吃尽苦头的职业至今仍让她魂牵梦绕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充满了眼眶，为了不让眼泪流下来，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赶紧靠过去，紧紧地搂着她。妈妈慢慢平静下来，似乎从我的沉默中察觉出了什么，不再说话。 妈妈由于多日不能进食，抽搐次数增加，一直不愿住院的她最后同意我们送她去医院。办妥了住院手续，我们刚刚把她在病床上安顿好，一位年轻的医生走了进来。当询问完病情后, 为了进一步检查，他竟然把手中的听诊器伸到妈妈的面前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我怕触及妈妈心中的那个结，慌忙推开听诊器，低声对医生说：“她也是医生，她知道。”医生瞪了我一眼，固执地把听诊器再次伸了过去。只见妈妈被病痛折磨得有些混浊的眼睛里升起了一层雾气，她死死地盯着那熟悉的器具，并努力想回答医生的提问，但发出的却是一些含混的，无法辨认的声音，我背转过身，不忍再看下去。 在医院，妈妈靠注射杜冷丁和安定度过了极度痛苦的三天，随后便处在昏迷之中。我们遵照她的嘱咐，没有让医生进行抢救，并抽去她背后的被子和靠垫，让两个多月没有躺下来的她睡舒服了。十多个小时之后，妈妈终于放下她的痛苦，连同她心中的结，安详地走了。当我给妈妈梳好了头，戴上她让我为她准备的白色工作帽时，我肃然起敬, 在这一刻我似乎理解了她。 妈妈的遗体捐给了一所医科大学，她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最好的归宿，一个医生最合适的去处。告别了妈妈，从医院出来，我想起了《相约星期二》一书中的莫里.施瓦茨教授，他在等待死亡来临时，对他的学生说：“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并把它珍藏在心里，我们即使死了也不会真正地消亡。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着。所有的记忆依然存在着。你依然活着——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爱抚过的人的心中。”妈妈没有象莫里教授那样为自己拟定碑文，因为她没有坟茔，也没有墓碑，她用她一生对医生这一职业的热爱和执著在她所爱的亲人、朋友和病人心中刻下了毫不自夸的碑文“一个终身的医生。”